最近看了《我是你的觀護人》這本書（作者唐珮玲，漫遊者文化出版），頗有意思。
什麼是觀護人？觀護人都在做什麼？這個問題可能要去問受到保護管束處分的人，肯定會比問律師或法官來得清楚。
作者對於觀護人的解釋是：「觀察個案真實態樣，以守護社會的安全，保障身為人的尊嚴」（第21頁）。若從律師的角色來說，光要做到第一句就很難了，人心隔肚皮，所有的訴訟參與者到底在打什麼算盤？真的很難判斷，甚至不得不對案件採取若即若離的漠然、誰都不信的高度質疑，才能保持客觀理性、防免禍及自身。
該書透過觀護人的角度，描寫了許多若實若虛的個案故事，有點像是在看形形色色更生人的人生百態，不過，更吸引筆者的是作者對於工作感觸的描寫，例如：
「我常常覺得，觀護人是一種生於絕望、死於希望的悲傷工作。因為希望個案能改好，去做了許多看不到結果的努力，而埋頭苦幹工作的結果，往往只換來滿新的挫折，個案仍執意走犯罪的回頭路。所以越是抱著希望，越是容易感傷；如果一開始就絕望，反而不會失望。」（第108頁）
從刑事案件的著手犯案、發動偵查、訴訟審理、定讞執行等發展歷程來看，偵查階段的主角非檢察官莫屬，起訴後訴訟階段則是由法官作為職掌審判的核心人物。因為刑事訴訟法明文保障被告的辯護依賴權，大多數訴訟律師的業務也都集中在偵查、訴訟審理這兩個階段。
至於案件定讞之後，通常意味著律師從審級委任關係中解脫，後續當事人執行情形、甚至執行結束後的狀況，除非有親戚關係或私交，否則律師通常不會去追蹤後續。至於他日面對當事人再度犯事登門求援，律師的內心多半也是喜憂參半，雖然對於屢屢觸法的行徑並不認同，但是，業務上有營收以及當事人求助的感覺，會讓這部分的違和感大大降低。
相對來說，受保護管束之人必須定期與觀護人面談，觀護人可謂是在案件的末端（或者說，在已結束的案件，與尚未發生的案件，兩者之間），扮演犯罪預防、關懷追蹤的重要角色。從這個職務的制度設計來看，可說是寄望觀護人替社會做功德、誘人為善、持續關懷有高度再犯可能之人。最後看透人非聖賢，屢屢犯過，內心難免覺得白費精力而沮喪氣餒。作者是這樣描寫吸毒者在懊悔與再犯之間的無盡輪迴：
「記得受訓時，有一位專攻毒品戒癮的醫師再三叮囑，毒品個案的再犯率極高，要記得一句話：『好話說盡、壞事做絕。』這些個案再次吸毒的過程，總在發誓、承諾、破戒、道歉、痛哭、再發誓、再承諾、再破戒、再道歉、再痛哭中無限循環。直到我實際接觸到毒品個案，才發現這句話是多麼貼近事實。」（第172頁）
另外勾起筆者回憶的，是作者提到《孟子》的〈離婁下〉有一篇故事。這是以前升學時期的教材內容，將近二十多年未觸及，再次重讀這篇的文章，感觸良多：
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『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；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，而未嘗有顯者來，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。』
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遍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閒，之祭者，乞其餘；不足，又顧而之他，此其為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『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。』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打開字典顯示更多訊息
由君子觀之，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。」
人的立場會影響看事情的角度，大概是執業多年來看判決多於看古文，上面這段小故事，竟讓筆者聯想到近期認為性自主決定權大於貞操權的爭議判決，當中的一段論述：
「本案充分凸顯，若准許原告得規避民法第1056條之要件，逕依民法第184條規定，選擇僅對被告，而不對配偶甲○○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道德風險，即甲○○得自由，甚至積極與第三人發生性行為(或較性行為低度之交往、親密合照、視訊、出遊等行為)，再主動提供嚴重侵害被告隱私權之私密資料(如甲○○未經被告同意，私自將被告裸露乳房與甲○○視訊時之畫面予以截圖)給原告，作為原告訴請被告賠償之證據，則對甲○○而言，無異一舉三得：『免費得到情慾之滿足、繼續與原告維繫婚姻和家庭生活、增益原告(家庭)財產』，
學者黃詩淳、官曉薇研究均指出，無論是刑法通姦、相姦尚未除罪化前之刑法適用結果，或者以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結果，均呈現『女人告女人』案件較多，實質上構成間接歧視女性的結果，更足徵民法第1056條之規定，在立法體系上，本應排除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一般規定而優先適用，以免『原告』一方面主張自己因為配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而『被害』，但客觀上看不出婚姻關係有何受損，且原告並未訴請與自己有婚姻契約，應負擔主要責任之配偶裁判離婚，向有責配偶請求損害賠償，卻選擇僅向被告(第三者)請求損害賠償之不公平現象，
若允許原告得依照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規定向第三者求償，無異於提供誘因給對婚姻、配偶毫無忠實、誠信、負責態度之已婚者，積極發展婚外情，豈合乎公平與事理?」
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218號民事判決）
兩者有何相似之處呢？大概是女性在截然不同的時代背景中似乎依舊扮演類似的從屬、被歧視、遭輕忽之角色，以及行為明明不太良善的「良人」最後卻都安然無恙吧？
【碎碎唸】
倘若被告無法敞開心扉跟對話，又豈有可能夠窺見他的真實想法與生活態樣呢？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對於被告的認識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築在自己的想像上，更遑論在程序中的角色職責、程序接觸時間的緊湊有限性、執業倫理的要求、甚至過去遭到其他被告拐騙的負面經驗等等，說真的，真的能走到被告實際生活中—尤其是重新回歸社會後的生活，大概只有觀護人吧。
所以，下回若碰到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說他很了解收容人、受刑人、更生人，除了問問他們是如何了解之外？也不妨問問他們，觀護人這的角色是在做什麼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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